文 |?魏尚進?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學術訪問教授 、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講席教授
、亞洲開發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

特朗普總統特意選在愚人節的次日正式宣布大幅提高關稅，顯然不愿讓世界認為他的“對等關稅”是個瘋狂的主意。但迄今為止 ，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成功了 。

所謂“對等關稅 ”名不副實
。比如
，韓國與美國簽有自貿協定，對多數美國商品實征零關稅 ，卻將面臨美國25%的關稅；中國香港地區作為WTO認定的單獨關稅區，對來自美國（以及其他地區）商品完全零關稅
，如今卻被美國加征約75%的關稅。

白宮公布的“對等
”關稅公式如下：對某國的關稅稅率取10%或“0.5×k*”中的較大值，其中k*是美國政府單方面認定的“該國對美綜合關稅率 ” ，計算公式是該國2024年對美貿易順差占其對美出口額的比重 。如果一國對美國存在逆差
，例如英國，它就會面臨美國加征的10%關稅。相反 ，如果一國對美國有很大的順差
，其順差額占到其對美出口額的60%，那么它將會面臨美國加征的30%關稅
。

美國貿易代表處公布的“對等關稅”的解釋 ，通過援引學術論文來佐證關稅公式中的特定部分
，特別是關于美國關稅提高將導致進口價格上漲幅度，以及既定進口價格上漲將導致進口量下降程度的論證 ，從而營造出一種公式科學嚴謹的假象。然而
，這些討論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。“對等關稅
”存在兩個致命錯誤
。

該政策的第一個根本性錯誤在于其基本概念：白宮的公式認為，美國整體的貿易逆差或針對某個特定國家的雙邊貿易逆差 ，完全是由貿易伙伴設置的貿易壁壘或其他不公平貿易行為所致。與此不同，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表明
，任何國家的貿易失衡（也就是出口與進口有區別）都起源于其國民儲蓄與國民投資之間的差額 。比如，韓國對美貿易順差反映了其國民儲蓄超過國民投資；美國貿易逆差則反映其儲蓄相對于投資的不足
。事實上 ，許多與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無關的因素
，都可能改變一國的儲蓄—投資缺口，進而改變貿易逆差的值。例如 ，美國在得克薩斯州發現新的大型頁巖氣田
，這將提升美國居民對未來財富額的預期 。盡管更高的收入尚未實現，但美國民眾會立即增加消費（即減少儲蓄） ，同時加大對油氣行業的投資
。這種變化自然會擴大美國與多數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。然而
，按照當屆美國政府的邏輯，此類情況下貿易逆差的擴大 ，竟被歸咎于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加劇 。

這一邏輯在其他方面同樣站不住腳
。以服務貿易為例：美國對中國、歐洲等眾多國家長期保持巨額順差。若按美國政府的邏輯推演
，這種順差理應歸咎于美國自身的大規模不公平貿易行為，而非其在現代服務業領域的顯著比較優勢 。

該關稅公式的第二個錯誤在于 ，其假定提高關稅只會減少美國進口，而不會顯著影響出口。這一假設在兩個方面存在嚴重謬誤：首先
，貿易伙伴可能采取反制措施
。例如，中國已宣布將對美國進口商品全面加征34%的關稅 ，以回應美方對華商品的新關稅。這自然會消減美國今后的出口 。

其次
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貿易伙伴不采取反制措施 ，美國出口仍將下滑——這一點顯然未被總統及其幕僚充分理解
。鑒于當前美國失業率處于低位
，其各類生產要素已被充分利用。在新關稅保護下，那些目前缺乏競爭力的企業（即那些無法與進口產品競爭的美國企業） ，若要擴大生產
，唯一途徑就是從其他具有競爭力的美國企業（包括出口企業）爭奪人力與資金資源 。其必然結果是：美國進口減少的同時，出口也將同步萎縮
。這個邏輯在國際貿易文獻中被稱為“勒納對稱定理” ，它清楚揭示了為何在“解放日 ”實施的高關稅將導致美國進出口雙雙收縮
，從而難以如公式預期那樣改善美國貿易逆差。事實上，特朗普政府首任期對華加征高關稅后 ，中美雙邊貿易（進口與出口）規模明顯縮減，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卻未見實質性改善 。

若想通過關稅“解決
”貿易逆差問題
，唯一方法是將稅率提升至荒謬的高位（如500%）
。屆時，美國經濟將會陷入一種類似北朝鮮的封閉狀態——通過同時切斷進口與出口來實現所謂的“平衡”。

特朗普堅稱實施“對等關稅 ”將增強美國經濟 。然而股市反應卻與之相悖——在總統宣布政策后的48小時內 ，美股暴跌逾10%
，美企市值蒸發數萬億美元
。由于貿易摩擦同樣沖擊其他經濟體，東京 、首爾、倫敦和法蘭克福股市應聲下跌（盡管跌幅較小）亦在預料之中。值得注意的是 ，即便面臨國內經濟放緩和美國約75%高關稅壓力的中國
，其股市跌幅仍小于美國 。對普通美國家庭而言，這場貿易摩擦正帶來雙重打擊：日常消費品價格上漲與養老金資產縮水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