界面新聞記者 | 劉婷

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、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特邀專家王江雨周五表示 ，目前美國對華征收的“匪夷所思 ”的高關稅
，對中美企業的短期利益都造成傷害，也無助于解決美國政府想要解決的長期問題 ，如促進制造業回流 、增加財政收入解決債務等。

他進一步表示
，在特朗普政府對全球開征高關稅的大背景下，純粹的在商言商環境已經成為過去 ，企業未來無論是在前期商業規劃
、還是在成本利益核算階段
，都要把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等不可控因素考慮在內 。

王江雨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舉辦的一場活動上表示，當前美國兩黨的一個基本共識是要遏制中國發展、維護美國霸權
。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 ，他們有很多政策選擇，不同時期的政府有其政策偏好。

“至少在目前階段
，特朗普可能將高關稅視作一個靈丹妙藥 。他認為通過極高的關稅，對其他國家揮舞大棒 ，就能幫助解決很多問題
。
”王江雨說
，客觀上說，這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，比如在美國宣布“對等關稅”后
，越南 、印度等國家就主動降低對美貿易壁壘
、愿意實施零關稅。

但他強調，這并不意味著特朗普能夠借此實現其多重目標 ，包括消除貿易逆差、制造業回流 、財政創收
、解決高企的債務 。原因在于
，特朗普追求的具體目標之間存在內在矛盾，邏輯上互相沖突 ，這就導致不同目標之間互相削弱
，從而產生抵消效果
。比如，他既想要消除貿易逆差又想要維持美元霸權 ，這是不可能的，因為當一國貨幣成為全球儲備和支付貨幣后
，其他國家通過對該國出售商品來獲得其貨幣，這個過程必然要產生貿易逆差。此外 ，特朗普隨意決策、好大喜功的一些特點
，會干擾其政府機構進行科學運作，進而導致政策的效力被大大削弱 。

王江雨表示 ，這種被地緣政治所主導的環境是企業難以左右的
，企業只能被動適應。對于企業應對貿易戰，他提出了三點建議
。

一是在具體交易層面 ，他建議所有的外貿企業要做好法律合同上的調整和準備。“比如
，合同里可以考慮加進一些條款，如價格調整機制 、不可抗力機制、關稅分擔機制
、糾紛解決機制等 。因為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，貿易戰會有兩個特點
，一是不確定性，二是突然性
。 ”王江雨說 ，“至少在特朗普任內，這可能會成為一個比較經常的現象。
”

其次是利用好原產地規則 。他表示
，出口市場多元化是必然的趨勢，但美國仍然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，轉口貿易可以有效幫助企業規避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高額關稅
，同時符合國際貿易規則
。

“那么這個時候就要認真地去了解原產地規則了，比如了解審計規則 ，你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產品、原材料或者技術直接搬到第三國
，因為這依然可能被認定為中國產品。善于鉆研和利用原產地規則，就是未來外貿企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 。”王江雨說
。

第三 ，企業要認識到
，美國政府已把中國當作前所未有的對手來看待，在這種情況下 ，想要投機是不行的
，因為最后可能要跟著受損。

站在國家層面，王江雨建議政府對受關稅戰影響大的企業提供必要的幫助 ，除補貼 、轉移支付
、出口信貸等，還可以在技術、法律層面對企業進行支援 。

他強調
，應對美國貿易戰最重要的一個思路是利用好本國的大市場
。“把自己的市場做大，甚至超過美國市場。如果你有一個龐大的市場 ，并從其他國家進口東西
，這實際上是對美國貿易戰的釜底抽薪 。 ”

對于目前企業普遍關心的問題——美國是否能夠成功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對抗中國，王江雨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，原因有四：

一是
，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國，對其他國家來說 ，中國市場同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；

二是
，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優勢一時半會是無法被替代的。很多國家都是中國主導的供應鏈的一部分，這也是他們能夠實現對美貿易順差的原因之一 ，他們沒有理由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國；

三是
，從國際關系領域來講，僅僅為了降低關稅就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，這不符合大多數國家的最佳利益；

第四，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是面向幾乎所有貿易伙伴的
，這導致美國喪失全球信譽，再加上他本人不惜得罪傳統盟友的執政風格 ，也加大了其團結其他國家對抗中國的難度
，而這對中國在全球的合縱連橫來說，是一個有利因素
。